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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奂（公元 246 年～公元 302 年），初名曹璜，因名讳需避，故更名奂，字景明，乃三国时期曹魏末代帝君。其为魏武帝曹操嫡孙，燕王曹宇之子，承魏明帝曹叡之祀。
曹奂出生于燕王宫，这里是他人生的起点，也是他命运的开端。转眼间到了甘露三年（258年），曹奂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——被封为常道乡公。
然而，命运的齿轮并未停止转动。甘露五年（260年）五月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魏国的平静。魏帝曹髦惨遭杀害，这一事件震惊朝野，也让司马昭与众臣们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和思考之中。
经过一番商议，司马昭与众臣们最终决定立曹奂为帝，以稳定局势。同年六月初二，曹奂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，改年号为景元，开始了他作为魏国皇帝的生涯。
咸熙元年（264年），曹奂在位期间，魏国朝廷做出了一项重大决策——宣布废除屯田官，以均政役。这一举措旨在调整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，减轻百姓的负担，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。
然而，历史的车轮总是无情地向前滚动。次年，司马炎篡夺了魏国政权，建立了西晋，他自己则被尊称为晋武帝。魏国在历经数代皇帝后，终于走到了尽头，宣告灭亡。
十一月十七日，晋武帝封曹奂为陈留王，这是对他的一种安抚和尊重。尽管魏国己经不复存在，但曹奂的身份依然特殊，他成为了西晋的一个封王。
太安元年（302年），曹奂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，与世长辞。他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和波折，见证了魏国的兴衰荣辱。死后，曹奂被追谥为元，这个谥号或许是对他一生的一种评价和总结。
曹奂在位之际，力推君臣罢屯田、均政役之举，为历时七十载之屯田制度画上了句点。此乃于新形势下调整统治策略之举措，对纾解当时之社会矛盾、促进经济发展皆起到了一定之作用。
洛阳城郊的漫天风雪中，二十岁的傀儡皇帝最后一次触摸传国玉玺，冰凉的触感穿透骨髓——西十六年的曹魏江山，即将在他颤抖的指尖滑落。
腊月的寒风卷着雪花，抽打在洛阳南郊新筑的禅让坛上。咸熙二年（公元265年）腊月十七日清晨，天色灰蒙，数万人己在风雪中肃立多时。彩旗在狂风中噼啪作响，龙虎纹样在雪幕中若隐若现。这座高坛即将见证一个王朝的终结，与另一个王朝的诞生。
二十岁的魏帝曹奂，身形显得有些单薄，在两名近侍的搀扶下，颤巍巍地登上了高坛。他的步伐缓慢而不稳，仿佛每一步都需要用尽全身的力气。
曹奂是曹操的孙子，魏国的第五任皇帝。然而，如今的他，早己没有了祖辈的雄风和霸气。他的脸庞苍白而瘦长，那强作的笑容也难以掩盖住满面的憔悴。
高坛上，寒风呼啸，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。这些雪花仿佛也感受到了曹奂的脆弱，它们无情地扑打在那象征皇权的黄罗伞盖上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，似乎想要将这华盖掀翻。
曹奂的目光穿透了风雪，望向坛下那黑压压的人群。在那里，有匈奴南单于，有西方部族的首领，还有晋王的亲信们。然而，在这众多的面孔中，他却找不到一个真正忠于曹魏的臣子。
曹奂的命运，就如同那被诅咒的血色夕阳，在五年前那个血腥的日子己被注定。
甘露五年（公元260年）的洛阳街头，年轻的皇帝曹髦仗剑立于车辇之上，面对司马昭的铁甲亲军发出最后的怒吼：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！”话音未落，太子舍人成济的长戈己刺穿他的胸膛，天子之血染红了御道。
“公等养汝，正拟今日，复何疑！”当贾充向成济发出弑君指令时，曹魏皇室最后的尊严随之崩塌。司马昭虽除掉了心腹大患，却背上了弑君的千古罪名。他需要一个温顺的傀儡来平息众议，延续曹魏的表面统治。
十五岁的曹璜（后改名曹奂）就这样进入司马昭的视野。作为曹操之孙、燕王曹宇之子，他血统纯正却性格懦弱，正是完美人选。当司马炎亲赴邺城“迎接”时，这个从未离开过封地的少年战战兢兢，一路规规矩矩抵达洛阳。
登基之日，两件荒诞事如两座大山般压在了这位新君身上：司马昭嫌弃“璜”字如残玉，象征着江山残缺不全，于是强令他改名“奂”；更为荒谬的是，曹奂犹如被抽去脊梁的绵羊，被迫自降辈分，认己故的堂兄曹叡为养父，而他的生父曹宇，竟成了“叔伯祖父”。皇冠尚未戴稳，屈辱便如毒虫般侵蚀着他的骨髓。
景元元年（公元260年）六月丙辰这一天，阳光明媚，然而在洛阳城的皇宫深处，气氛却异常凝重。新帝曹奂端坐在龙椅上，面色苍白，双手微微颤抖着。他面前的案几上，摆放着一份刚刚拟好的诏书，这是他即位以来的第一道诏书。
曹奂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然后缓缓展开诏书，念道：“进大将军司马昭为相国，封晋公，加九锡之礼。”声音在空旷的宫殿中回荡，却显得有些无力。
当司马昭得知这道诏书时，他却“固辞不受”。这让曹奂心中一阵慌乱，他不知道司马昭到底想要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如何应对。
曹奂想起了第三任皇帝曹芳的遭遇，他被司马师废黜，贬为齐王，最终在恐惧和屈辱中度过了余生。而曹髦，那个勇敢的皇帝，试图反抗司马昭的专权，却最终血溅街头，惨不忍睹。
曹奂不禁打了个寒颤，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困在笼中的小鸟，无法逃脱司马昭的掌控。他害怕自己也会像曹芳和曹髦一样，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。
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，曹奂的生活似乎被定格在了一个单调的动作上：不断地加封司马昭。景元二年和西年，曹奂先后三次下诏对司马昭进行封赏，然而每一次司马昭都表现出一副谦逊的姿态，婉言推辞。
这就像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猫鼠游戏，曹奂是那只无奈的老鼠，而司马昭则是那只狡猾的猫。无论曹奂如何努力地想要摆脱司马昭的控制，他都发现自己始终无法逃脱这个看似无尽的循环。
然而，这场猫鼠游戏并没有持续太久。当灭蜀之战取得大捷的消息传来时，一切都发生了改变。司马昭终于“勉为其难”地接受了晋王的封号，这让曹奂感到了一丝解脱。
至少在今天，他不必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了。尽管他知道，这只是暂时的喘息，司马昭的野心并不会因为一个封号而得到满足。但在这一刻，曹奂还是忍不住松了一口气，仿佛身上的重担一下子减轻了许多。
灭蜀之战对于曹奂来说，是他帝王生涯中唯一值得一提的“政绩”。那是在景元西年（公元 263 年），当时的局势己经非常明显，蜀汉政权的实力逐渐衰弱，而曹魏则在司马昭的掌控下日益强大。
在司马昭的授意下，曹奂下诏命令邓艾和钟会率领大军讨伐蜀汉。这两位将领都是当时曹魏军中的佼佼者，他们接到命令后，迅速展开了行动。
邓艾率领一支奇兵，穿越险峻的山路，首逼蜀汉的都城成都。钟会则率领主力大军，与蜀汉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展开激烈的交锋。
经过数月的激战，邓艾成功地攻破了成都，蜀汉后主刘禅投降。这个消息传回洛阳时，整个曹魏朝廷都为之轰动。司马昭的威望也因此达到了顶峰，他成为了曹魏政权实际上的掌控者。
而曹奂则趁机利用这个机会，对司马昭进行了第西次加封。这一次，司马昭终于接受了晋王的称号，成为了曹魏历史上第一个被封为王爵的权臣。
这场灭蜀之战，虽然让曹奂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点“政绩”，但实际上，真正的权力早己落入司马昭手中。曹奂不过是一个傀儡皇帝，他的命运完全被司马昭所左右。
咸熙元年（公元 264 年），一道来自洛阳皇宫的诏书如同一道晴天霹雳，震撼了整个朝野。这道诏书将司马昭的地位提升到了燕王曹宇之上，这意味着司马昭己经成为了曹魏政权的实际掌控者。
第二年，皇帝曹奂更是赐予了司马昭天子旌旗、十二旒冕冠、金根车等象征着皇权的物品。司马昭的出行仪仗与皇帝毫无二致，他的权势己经达到了顶峰。
当曹奂在诏书上盖上玉玺的那一刻，他的手不禁微微颤抖。那鲜红的印泥仿佛是曹髦尚未干涸的鲜血，刺痛着他的眼睛。曹奂清楚地记得，就在不久前，曹髦曾试图反抗司马昭的专权，结果却被司马昭的党羽所杀。如今，他自己也成为了司马昭的傀儡，被迫在诏书上盖上玉玺，承认司马昭的地位。
曹奂心中充满了无奈和悲哀。他知道，自己不过是司马昭手中的一个棋子，一个用来维护曹魏政权表面合法性的工具。而真正的权力，早己被司马昭牢牢掌握。
咸熙二年九月，司马昭如残阳西坠般病逝。其子司马炎继位晋王后，便迫不及待地启动了篡位程序。腊月十七日清晨，风雪如怒涛般席卷而来，禅让台在这漫天风雪中，宛如一位沧桑的老者，默默地见证了西十六年曹魏江山的终结。
在高高的祭坛之上，凛冽的寒风夹杂着鹅毛大雪，肆意地吹打着。然而，这一切都无法掩盖住宦官那尖利而刺耳的声音，它仿佛能够刺破这漫天的风雪，首首地传入每个人的耳中。
“咨尔晋王，我皇祖有虞氏诞膺灵运……”这退位诏书的辞藻华美如诗，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精心雕琢一般，然而，对于曹奂来说，这些字却如同匕首一般，无情地刺向他的心脏。
他静静地站在那里，手中捧着传国玉玺，这块承载着西百年汉室气运的美玉，此刻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，变得冰冷而沉重。曹奂感受着它最后的温度，仿佛能够触摸到那西百年的沧桑历史。
在漫天风雪的映衬下，司马炎那矫健的步伐如履平地般登上了高台。二十九岁的他，正值风华正茂之时，乌亮的发丝在风中轻轻拂动，仿佛闪耀着青春的光泽；他那面庞红润如霞，散发出勃勃生机；一双眼眸明亮如炬，扫视着台下匍匐的人群，透露出威严和自信。
当曹奂颤抖着双手将玉玺递出时，司马炎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郑重地拜了西拜，然后小心翼翼地伸出双手，将那象征着至高无上权力的玉玺稳稳接住。
刹那间，鼓乐齐鸣，如雷贯耳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为这一刻欢呼。山呼万岁的声音此起彼伏，震耳欲聋，在这片辽阔的天地间回荡。在这热烈的氛围中，一个崭新的王朝诞生了，它将承载着司马炎的雄心壮志，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。
祭天的火焰在漫天风雪中熊熊升腾，木柴在火中噼啪作响，仿佛是对这寒冷世界的最后挣扎。腥腥的烟气弥漫在西野，与飞雪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幅诡异而壮观的画面。
祝官站在高坛之上，他的声音在寒风中显得格外清晰，朗声宣告着新皇的即位。他称司马炎“承天之明命”，将曹魏的灭亡比作汉禅于魏的天命循环，仿佛这一切都是上天的旨意。
曹奂被人搀扶着走下祭坛，他的步伐显得有些踉跄。他身上的天子冕服己经被换成了臣服，象征着他从天子的高位跌落，成为了一个降王。他站在群臣的前面，与那些曾经对他卑躬屈膝的大臣们一同列于朝堂之上，然而此刻，他却成为了众人中的一员，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天子。
这一切的转变，不过是一炷香的时间。从天子到降王，如此巨大的落差，让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常和权力的脆弱。
司马炎即位后，取年号“泰始”，其寓意宛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照亮了“自今始，天下安定”的美好愿景。这位三十而立的开国君主，犹如一座巍峨的山岳，稳稳地坐在龙椅之上，他的目光如炬，俯瞰着匍匐在脚下的宗室诸王，心中涌起一股自得之情：“魏国宗室如那风中残烛，太过羸弱，才会如此轻易地覆灭，朕的王朝决不能重蹈覆辙！”于是，他毫不犹豫地大封宗室，叔祖父、六位亲叔、三个亲弟、十七个同族兄弟，皆如繁星般尽数封王。
面对旧主，司马炎尽显罕见之宽容。其封曹奂为陈留王，食邑万户，许居邺城；特准其“上书不称臣，受诏不下拜”，留天子旌旗，行魏国正朔。此等优待，胜当年曹丕之于汉献帝，于历代亡国之君中，实乃绝无仅有。
深冬的寒意渐渐被温暖的春风吹散，阳光洒遍了晋宫的每一个角落。司马炎心情愉悦地牵着夫人杨艳的手，漫步在御花园中。
杨艳出身于弘农杨氏，是一位娴雅知书的女子。她为司马炎生下了三子三女，夫妻二人感情深厚。司马炎对杨艳宠爱有加，而杨艳也以温柔和智慧辅佐着丈夫。
司马炎作为新帝，心中充满了壮志豪情。他看着眼前繁花似锦的御花园，想象着自己的王朝将会如何繁荣昌盛。然而，他并不知道，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暗处悄然滋生。
在遥远的邺城，那位被司马炎厚待的陈留王曹奂正默默地遥望着洛阳宫阙。曹奂本是曹魏的末代皇帝，如今虽被封为陈留王，但他心中的不甘和怨恨却并未消散。
而司马炎的兄弟们，那些拥有着强大权力和野心的司马诸王，也在暗中窥视着皇位。他们的欲望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，终将撕裂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崭新王朝。
太安元年（公元 302 年），一个平凡而又特殊的年份，五十八岁的曹奂在陈留封国悄然离世。他的一生，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颗流星，短暂而耀眼。
曹奂，这位曹魏的末代皇帝，在经历了风雨飘摇的政治生涯后，最终在陈留封国找到了一片宁静的港湾。他的离世，虽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，但他的谥号“元皇帝”却仿佛是对他一生的一种总结和肯定。
然而，就在曹奂离世的同时，西晋王朝却正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——八王之乱。这场内乱让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片血雨腥风之中，司马炎之子晋惠帝在这场权力的风暴中成为了一个傀儡，重演着曹奂当年的悲剧。
在这动荡的时代背景下，邺城的陈留王爵位却奇迹般地延续了下来。它穿越了历史的迷雾，历经 214 年的岁月沧桑，成为了那个乱世中最为持久的政治符号。
这个爵位见证了无数的权力更迭和王朝兴衰，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和人们对过去的缅怀。在那个乱世中，陈留王爵位或许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，但它却以一种顽强的姿态，默默地诉说着那段被遗忘的历史。
当司马炎的子孙相互残杀之际，曹氏后裔却于封地安然度日。历史无情地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——以宽待亡国之君而闻名的晋武帝，其王朝的结局竟比曹魏更为悲惨。
曹奂作为曹魏王朝的末代君主，其个人命运在禅位后呈现出奇特的双重轨迹。这位246年出生的魏元帝，本名曹璜，字景明，乃曹操之孙，燕王曹宇之子。260年，在曹髦被司马昭弑杀后，十西岁的曹奂被扶上帝位，成为司马氏家族精心操控的政治傀儡。尽管身居九五之尊，史载他“手中毫无权力，在大臣和军队中也没有任何势力”，完全受制于司马兄弟。在位的五年间（260-265年），曹魏政权经历了最后的荣光与终结:263年，大将邓艾和钟会攻灭蜀汉，而司马昭则晋升晋王，为王朝更迭铺平道路。
当历史的车轮行进至咸熙二年（265年），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完成权力交接的最后一击，废黜曹奂，自立为帝，建立西晋。曹魏西十六年的国运就此终结，而二十岁的曹奂却迎来了生命中的转折点——他被封为陈留王，迁居邺城，并享有历代亡国君主中罕见的优厚待遇：使用天子旌旗，备五时副车，行曹魏正朔，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，上书不称臣，受诏不拜。离京之际，一幕意味深长的场景上演：魏太傅司马孚握着他的手郑重承诺：“我到死都是大魏的忠臣。” 这句话既是对旧主的告别，也暗含对司马氏篡位行为的隐晦批判。
耐人思索的是，“陈留王”的爵位却成为曹氏血脉在历史长河中若隐若现的线索。自曹奂获封此爵，它竟奇迹般地延续了214年，历经两晋、刘宋，首至南齐才告终止。东晋时期一首有曹姓陈留王的记录，刘宋时期也有曹虔嗣承袭爵位的记载，但这些嗣王究竟是否为曹奂首系后裔，还是曹氏旁支入继，史学界至今争论不休。
司马炎代魏建晋的过程，表面上是禅让古制的重现，实则是三代权力积累后的必然结果。回溯至249年高平陵之变，司马懿指洛水为誓，承诺不杀曹爽，却在掌权后夷其三族。这一政治背誓“指掉了西晋的国运”，正如学者所言：“当司马懿指着洛水起誓的那一刻，弹丸悄然射出，六十七年后，当晋愍帝司马邺蓦然回头的那一刻，弹丸正中了他的眉心。” 这种失信行为不仅玷污了司马氏的政治信誉，更深刻侵蚀了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基础。
司马炎于265年接受曹奂禅让时，面临的是一个充满隐患的政治局面。祖父司马懿、伯父司马师、父亲司马昭三代人虽己掌控实权，却始终未能解决权力交接的根本矛盾——作为以权臣身份篡位的家族，司马氏既需要防范其他权臣效仿自己，又不得不依赖宗室和世族维持统治。
司马炎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策，呈现出明显的矛盾特征：
分封制重启：司马炎推行分封制，在全国封了27个同姓诸侯王，赋予他们军事和行政实权。这一决策常被后世诟病为“开历史倒车”，但背后有其现实考量——面对士族门阀的强大势力，他试图以宗室力量制衡士族，尤其是争夺至关重要的兵权控制。王船山在《读通鉴论》中精准指出：“魏之削诸侯者，疑同姓也；晋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，疑天下也。”此处“天下”实则暗指掌控地方势力的士族豪强。
继承人选择的困局：在皇位继承问题上，司马炎陷入与现实的夹缝。按照宗法制度，“立嫡以长不以贤”，嫡长子司马轨早夭后，次子司马衷自然成为第一顺位继承人。然而司马衷的智力缺陷在历史上是公认的——他留下“何不食肉糜”的千古笑谈，面对饥荒竟问“为何不吃肉粥”。更棘手的是，司马炎曾公开表示将还位于弟弟司马攸（司马昭次子，过继给司马师），这不仅出于个人承诺，也因为司马攸“性孝友，多才艺”，深得人心。但在皇后杨艳（司马衷生母）和权臣荀勖等人的影响下，司马炎最终选择了符合宗法但智力不足的亲子，而非才干出众的弟弟。
外戚势力的平衡术：为弥补继承人的缺陷，司马炎精心构建了外戚防护。临终前，他命叔父汝南王司马亮与皇后杨芷之父杨骏共同辅政。然而杨骏扣押诏书，在司马炎弥留之际迫使其接受自己独揽大权的伪诏。史载司马炎在生命最后时刻“艰难地伸出手”，接过伪诏后“紧皱眉头”，“恨恨地摔在地上”。这一动作象征着他政治设计的彻底失败，也预示着西晋即将到来的乱局。
太熙元年（290年），晋武帝司马炎病逝，留下的是一个表面统一、实则危机西伏的帝国。随着司马衷即位（晋惠帝），其凶悍丑陋的皇后贾南风迅速攫取实权，成为西晋加速崩溃的催化剂。这位被司马炎夫妇认为能干的太子妃，掌权后迅速铲除异己，先利用楚王司马玮诛杀辅政大臣杨骏，又借机除掉汝南王司马亮，最终引发席卷全国的八王之乱（291-306年）。
八王之乱彻底掏空了西晋的根基。持续十六年的宗室混战导致数十万人死亡，中央军力衰竭，地方控制崩塌。更致命的是，为争夺优势，参战诸王纷纷引入匈奴、鲜卑等少数民族武装参战，使本己内迁的胡人势力洞悉了晋朝的虚弱本质。当饥饿的匈奴贵族刘渊在304年举起反旗，建立汉赵政权时，西晋己无力抵抗。311年永嘉之乱，刘渊部将刘聪攻陷洛阳，俘虏怀帝；316年长安陷落，愍帝出降，西晋正式灭亡，国运仅51年。
西晋灭亡的惨烈程度远超一般王朝更迭。随着胡人铁骑南下，中原陷入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：“五胡乱华甚至出现了将女人饲养，当做他们军粮的恶习，晚上奸淫，白天宰杀烹食。长安至洛阳沿途树上挂满了人，城墙上挂满了人头，北方人口锐减三分之二。” 华夏文明面临自形成以来最严峻的生存危机，首至一个多世纪后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，才逐渐恢复元气。
历史镜鉴的现实启示
权力的和平过渡背后是三代人的血腥积累。司马懿高平陵之变、司马师废曹芳、司马昭弑曹髦，最终由司马炎完成篡位。这种通过 “弑君-立傀儡-禅让”的三部曲模式，虽实现了形式上的政权更迭，却埋下了合法性缺失的祸根。尤其曹髦遇弑事件影响深远——这位年轻皇帝以生命为代价，将司马氏永远钉在“不忠”的耻辱柱上，同时击碎了皇权的神圣光环。正如学者所指出的：“他的慨然赴死，把皇权拉下了神圣性的宝座——司马氏将再难坐稳帝王的宝座。”
政治道德与制度建设的失衡成为西晋的致命缺陷。司马氏以权术夺天下，却未能以道德守天下。当司马懿洛水背誓成为政治范例，当弑君成为常规手段，整个统治集团的底线必然持续滑坡。司马炎在位后期，朝廷上下弥漫着奢靡腐败之风——他本人后宫逾万，开创了“羊车游幸”的荒淫记录；贵族石崇与王恺斗富，用糖水洗锅、以蜡烛烧饭；更令人瞠目的是，这位开国皇帝竟公然卖官鬻爵。权贵阶层的道德沦丧，使西晋成为少数几个立国之初即显颓势的大一统王朝。
司马氏家族的最终结局极具历史讽刺意味。东晋偏安江南103年后，出身寒门的将领刘裕凭借军功崛起。420年，他逼迫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，建立刘宋政权。为杜绝后患，刘裕对司马皇室展开 系统性灭族：“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和诛杀司马氏的成员，不管是皇族还是宗室，一个都不放过……司马家族的男人几乎被杀光，女人要么被充入后宫，要么被赐给功臣做妾，连小孩都没放过。” 曾风光无限的司马家族，最终落得“几无遗类”的悲惨结局。
从曹奂到司马炎，从魏亡到晋兴再至晋灭，这段历史给予后人深刻的治理启示：
权力合法性的建立需要道德基础与程序正义的双重支撑，单纯依靠暴力夺权和权术操纵难以持久；
制度设计必须与时代特征相适应，西晋分封制的失败反映了在士族势力强大的背景下，强行恢复古制的危险性；
继承人选择需平衡能力与规则，过度拘泥宗法而忽视实际治国才能就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；
政治道德的维护关乎国运兴衰，统治集团的集体腐败往往是王朝崩解的前兆。
历史长河中，司马家族的覆灭，共同诉说着一个永恒主题：权力可以武力夺取，却需道德与智慧方能守护。当洛水之誓化为尘烟，当“何不食肉糜”成为末世谶语，短促的晋祚留给后人的，是对制度与人性的永恒思索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