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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切地说，郑瑶并非被庄毅辞退，而是主动辞职。彼时，庄毅正伏案起草辞退她的文件，庄毅推门而入，干脆利落地说道：
“你不必费神了。”说罢，随手递给庄毅一份辞职书。
“实在不好意思……”庄毅反倒有些难为情。
“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郑瑶落落大方地回应，
“你需要的是能全身心为你打拼的人，而我有自己的奋斗目标，不甘心永远屈居人下。所以，不是你不好，只是咱们彼此不合适。”
“怪不得慕容道子说，哪怕雇个白痴，也不会雇你。”
“有时候，慕容道子才是个十足的白痴！”
郑瑶语气中带着一丝恼怒。突然，她像长辈对待晚辈那般，双手捧起庄毅的头，在其前额轻轻一吻，
“不管怎样，我都得谢谢你。”
庄毅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郑瑶己转身离去，只留下他在原地，望着那扇被关上的门，若有所思。
慕容道子此刻根本无暇顾及郑瑶的事。摆在他眼前亟待应对的，是霍良从。霍良从一心想承揽江洲大厦的建筑工程，可又不愿让慕容道子从中分一杯羹，所以对自己的意图守口如瓶。殊不知，慕容道子早就洞悉了他的来意。这几日，霍良从频繁出入社控商品专卖店，既不表明自己股东的身份，也不与旁人多言，只是暗中仔细观察店里的经营状况。
“这人呐，心眼儿也太小了。”分管贸易的项芳跟慕容道子抱怨道。
“把营业额降下来。”慕容道子吩咐项芳，“
跟秦主任说一声，这几天先别往店里介绍客户了，生意越冷清越好，最好每天都能亏上一点。”
“真是个绝妙的主意。”项芳瞬间心领神会，笑着应道。
经过几天的观察，霍良从满心懊悔。专卖店的经营状况远不像当初慕容道子和秦海富吹嘘的那般好，每天的营业额不过几十元、几百元，连支付员工工资和房租都不够。他投进去的 250万元，看样子怕是要打了水漂。于是，他找到慕容道子，吞吞吐吐地开口：
“专卖店……是不是经营上出了什么问题……”
“唉，有什么办法呢？”慕容道子装出一副唉声叹气的模样，
“如今国家对社会集团购买消费品控制得极为严格，秦主任也不敢随便批条子了。”
“那我投的资……”
“原本计划一年收回投资，可照现在这情形，三年、五年都不一定能收得回来，全得看上面政策什么时候能放宽。”
“你也知道，我最近资金周转特别紧张……”
“我真是惭愧啊！辜负了你对我的信任。我慕容道子做人有个原则，绝不能让朋友吃亏。要不这样，你退股吧，我每个月退还你 20万元，争取一年内把这 250万元全部退还给你。亏掉的部分，都算在我慕容道子头上。”
“这……多不好意思……”
“咱俩是朋友，我宁可自己吃亏，也不能让朋友跟着受损。”
“那，咱们另外签个协议吧！”
“没问题。下午我就安排人起草，咱们晚上就把协议签了。”
当晚，慕容道子请霍良从去吃“红炖排翅”。两人边吃边在退股协议上签了字。
“你这人真够朋友。”霍良从感动不己，
“我最近正在联系江洲大厦的工程，咱们一起联手做，也好让你把之前的亏损补回来。”
“搞建筑这一块，我没什么经验，还是你自己做吧。不过，要是有需要疏通关系的地方，我一定全力帮忙。”慕容道子说道。
送走霍良从后，慕容道子立刻召集方萍等人开会，商讨下一步的计划。项芳问慕容道子：
“现在是不是可以恢复正常营业了？”
“不是恢复正常，而是要超常营业，得把这几天的损失都补回来。”
“明白，老板！”项芳俏皮地应道。
“明天，你们所有人都行动起来，动用一切关系，务必把江洲大厦的工程拿下。”慕容道子向众人吩咐道。
五姐妹纷纷伸出手，在空中猛地一拍，齐声高呼：
“江洲大厦——”
每逢有重大行动，她们总是格外兴奋，就像即将踏上赛场的运动员，浑身充满了斗志。
市委常委扩大会议，专门针对要不要建造江洲大厦的问题展开讨论。虽说市长办公会己经通过了筹建方案，但市长栾冠雄还是提议，由市委常委们再次集体讨论一番。毕竟，1亿 2千万元人民币的投资，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
市委书记庄一平其实是赞成建造江洲大厦的。新中国成立50多年了，江洲市却连一座拿得出手的高层建筑都没有。在改革之前，主要缺少两个关键因素，一是资金，二是自主权。不过，自从财政体制和财税改革推行以后，地方政府手头有了钱，也有了自主支配资金的权力。
然而，庄一平却不主张在这个时候建造这座大厦。不少人在背后议论他，说他“老革命了，心胸还这么狭隘……”言下之意，是觉得他反对建大厦纯粹是因为和栾冠雄之间的矛盾。作为市委书记和市长，庄一平与栾冠雄之间的矛盾由来己久，这在老百姓当中都不是什么秘密。
但那些说庄一平心胸狭窄的人并不清楚，恰恰是因为他胸怀宽广，才会提出不同意见。他有自己的苦衷，而他的苦衷并非仅仅关乎江洲市的这一座大厦，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大“大厦”。
在“全面改革”的热烈氛围中，上面的决策者放开了信贷基金和工资基金。印钞机开足马力，疯狂运转。在80年代末期的第西季度新发行的货币量，相较于上一年同期增加了 146%（全年平均增发 49.5%）。于是，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投资热潮瞬间爆发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，与前一年相比，19增长了 34%，逐年递增。这种盲目的投资热情，产生了一种超乎想象的强大力量，足以在极短的时间内，汇聚起全国的资金、能源、原材料和劳动力，然后像电闪雷鸣一般，将这些资源一股脑地释放出去。但很快，国家就为此付出了代价，受到了严峻的警告！发出警告的，是财政赤字——好不容易才出现的财政盈余，转瞬之间又变回了赤字，而且从那以后，赤字就再也没有消失过。短短几个月，多年积攒下来的外汇储备几乎消耗殆尽。32万家公司在流通领域肆意折腾，搅得市场一片混乱。通货膨胀的程度，也超过了社会能够承受的安全警戒线。
哪怕是伟大人物的一次小小疏忽，也足以让改革蒙上一层阴影。
“唉，爬得太高了，有时候就难免会摔下来。”庄一平感慨道。
为了摆脱财政赤字，抑制通货膨胀，国家只能选择减速、平稳着陆（经济学界将这一次的经济紧缩称为“软着陆”）：收紧信贷规模，压缩财政支出，收回一部分外贸审批经营权，适当增加中央能够支配的财政收入和统配物资。然而，由于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的惯性，工业生产增长率依旧呈猛增长势头。
江洲市自然也没能幸免，被卷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投资竞赛之中。所以，尽管市财政收入每年都在增长，但由于投资过于迅猛，超过了全国 10%的平均增长率，市财政反而一年比一年紧张。
庄一平认为，不应该再给这种盲目的投资热潮添柴加薪，大厦暂时还是不建为好。他还觉得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建不建这一座大厦，而在于如何尽快找到有效的办法，纠正这种盲目投资的狂热。在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上，他严肃地说道：
“从 90年代以来，全国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每年递增 10%，但投入的资金当中，能够真正形成固定资产的，只有三分之一。哪怕是不懂经济学的人，看到这些数字，也能感受到其中的悲哀。经济发展速度越快，效益反而越差；投资规模越大，损失就越惨重。更严重的是，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，极有可能导致人心惶惶，社会动荡不安。”
他列举了一连串详实的数据，深入分析了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。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具说服力，他还引用了政治经济学导师的理论，
“马克思曾经一针见血地剖析过，资本家的投资欲望，本质上是一种为追求利润而积累的‘动物本能’。那么，我们这些己经克服了‘动物本能’的人，我们的投资欲望又源自何处呢？”
在地方官员当中，像庄一平这样赞成经济紧缩的，简首少之又少。因为经济高速发展给高层决策者带来的巨大政治和经济压力，地方官员很难切实体会到。在经济扩张时期，虽然财政支出增加了，但地方政府的自主权也相应扩大了，资金获取相对容易一些，所以相较于经济紧缩时期，日子反而更好过一些，地方官员们也感觉更加自在。
与庄一平截然不同，市长栾冠雄在经济观点上，属于“速度派”。这一派观点认为，中国的经济属于粗放型经济。按照中国当时的经济效益状况，经济发展速度必须保持在 20%以上，才能保证有 10%的财政收入增长。所以，必须不断加速、加速、再加速。他们觉得，治疗财政收入不足这一“消瘦病”的唯一良方，就是速度。至于通货膨胀，就如同产妇分娩前的阵痛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。只要咬牙坚持下去，一个全新的、健康的经济形态就会应运而生。
栾冠雄在会上说道：“作为市长，我必须为这座城市的未来负责。没有高速度的经济发展，就没有充足的财政收入；没有更多的企业，就无法解决就业问题；不增加商业网点，市场就无法繁荣起来；为了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，我们需要建造立交桥；而没有高楼大厦，连老百姓都会觉得自己所在的城市不够体面。”
宣传部长沈典向来擅长用生动的比喻来阐述观点：“咱们这经济，就好比一个肢体残疾的人，却偏偏嗜好奔腾驰骋。连正常走路都困难，却非要拼命奔跑。”在重大问题上，他总是习惯性地与书记保持一致。“高投入、低产出，我们不能再用这种毁灭效益的方式来谋求发展了。这是一种看似强盛，实则虚假且危险的发展模式，根本没有未来可言。”
银行行长孟庆水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：“目前银行也陷入了两难的困境。储蓄利率居高不下，而生产效益却持续低迷，储蓄成本远远高于综合资金成本，银行现在也是亏损经营。一方面，整个社会对资金的需求近乎疯狂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；另一方面，银行拼命扩大储蓄规模，回笼货币。但这种通过信用回笼的货币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回笼，它与商品回笼的本质区别在于，只是把购买力往后推迟了而己。只有当工商企业能够正常运转，创造出比利率高得多的利润时，继续扩大储蓄规模才有实际意义。”
副市长郑波接着说道：“这恰恰说明，我们必须降低经济发展速度，压缩投资规模，调整产业结构，切实提高经济效益。”
让孟庆水参加这次常委扩大会议，是庄一平特意安排的。他希望孟庆水能够通过介绍银行的经营现状，来说服那些热衷于盲目投资的同志。可没想到，孟庆水却话锋一转，说道：
“现在全国都在高速发展，就好比大家都搭乘着一列疾驰的火车。火车不停，乘客又怎么能独自停下来呢？就算我们强行跳车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仅凭我们一个城市的力量，根本无法抑制通货膨胀。要是我们放慢发展速度，减少资金需求，资金就会大量流向其他地区。到最后，眼看着其他兄弟城市的产值一个接一个突破百亿，城市面貌也越来越现代化，上面会说我们没有政绩，老百姓也会觉得我们无能。”
庄一平从孟庆水的这番话里，听出了一些弦外之音：从年龄上来看，自己己经到了快要退休的阶段，没必要再去操心国家宏观调控的事情，而应该多为本地的实际利益考虑。这样一来，即便退了休，在老百姓当中也能留下一个好名声。
庄一平心里明白，就算不考虑个人得失，孟庆水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。整个国民经济都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，一个城市要是突然急刹车，不仅对全局起不到什么作用，反而会让自己受到伤害。想到这儿，庄一平心里不禁涌起一阵伤感。怪不得国家的宏观调控总是难以奏效，现在的干部们，都把局部利益看得比全局利益更重要，长此以往，国家的经济发展该何去何从呢？
庄一平无奈之下，只好说道：“关于大厦的事情，我们再广泛征求一下政协和人大的意见，最终由市政府来确定。至于全市的经济发展问题，我建议大家再深入思考一下，多向经济学家请教请教。之后，我们召开一次研讨会，争取统一大家的认识。”
这番话，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自己之前的观点。但用民主的方式收回自己的意见，恰恰体现了庄一平的高明之处。每次开会都是如此，不管庄一平是坚持还是否定自己的观点，只要他做出了总结性的发言，就再也没有人会提出其他不同意见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