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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日后的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皇城金色的琉璃瓦上时。
一个震撼性的消息如同惊雷般炸响整个京城，并迅速传遍天下：
失踪多日的大周皇帝王良，不仅平安归来，更在朝会时，当众宣布——北晾镇南王、大周北境的心腹大患耶律雄，己被其亲手格杀于北晾野狼谷！
同时归来的，还有陛下新封的两位肱股之臣：一位是剑术通神、在诛杀耶律雄行动中立下大功的御前剑术总教习、领禁军副统领衔的萧破！
另一位，则是忠烈之后、同样在刺杀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、被陛下赐授兵部职方司主事（正六品，实为皇帝的贴身保镖）的聂欢！
而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与陛下同时出现的，还有一位神秘人物——新任靖安司提举，正三品大员，高安！这个机构闻所未闻，其提举更是名不见经传！
整个朝堂瞬间沸腾了，耶律雄之死的消息带来的狂喜还未散去，这突如其来的高层变动和神秘机构的设立，让所有人都嗅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息。
张琰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，他安排在皇城禁军中的亲信冯坤，更是感到了极其的不安。
他们意识到，这位年轻皇帝的归来，带着赫赫武功和不可预测的手段，绝不是回来当摆设的！
王良没有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，就在宣布归来和耶律雄死讯的第二天，一场酝酿己久、以“肃贪”为名的政治风暴，在王良的亲自指挥和靖安司高安提供的确凿证据下，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朝堂！
御史中丞周严手持厚厚一叠奏章，当庭弹劾张琰及其党羽数十名大小官员，罪名包括但不限于：贪墨巨额漕粮税款、卖官鬻爵、结党营私、侵吞军饷、勾结地方豪强鱼肉百姓、甚至……在陛下“失踪”期间，有不臣之心，图谋另立！
每一条罪名，都附有详细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金额和经手人的供词，铁证如山。
张琰当场失态，妄图狡辩反扑。
然而，王良只是冷冷地抛下一句：“张大人，你是要朕把那些藏在你别院地窖里的百万两黄金，还有你与北境某些‘朋友’的密信，都搬到这金銮殿上来吗？”
张琰闻言，瞬间面如死灰，瘫倒在地，他没想到皇帝的手段竟然如此通天。
他忘了，王良就是现在都“天”。
冯坤妄图调动禁军兵马反抗，被早有准备的陈庆之带着萧破以及效忠皇帝的禁军精锐当场拿下。
萧破的剑，甚至没有出鞘，仅凭气势就震慑住了冯坤的亲兵。
短短三日，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清洗结束。
宰相张琰被罢官夺爵，抄没家产，打入天牢，等候三司会审（最终被判斩立决，家产充公）。
其核心党羽如冯坤等，或斩首，或流放，牵连的中下层官员多达百人，或革职，或查办，大周朝堂为之一震。
这场雷霆行动，不仅彻底铲除了以张琰为首的腐朽官僚集团，更将王良“乾纲独断、手段酷烈”的帝王形象深深烙印在所有人心中。
同时，抄没的巨额家产（仅张琰一处就抄出黄金三百余万两，珍宝无数）极大地缓解了国库空虚的窘境。
肃贪风暴之后，王良并未停歇，他深知，破旧必须立新。
在初步稳定朝局、命徐贵为枢密使并入阁议事，常宁、陈庆之为枢密副使（分管南北军事）、萧破正式统领部分禁军、聂欢也进入枢密院参与军机，而内阁还是以杨致和为首，主持大局。
他于嘉佑元年十月朔日大朝会，正式颁布了酝酿己久、以他年号命名的改革纲领——《嘉佑革新》。
这份诏书，如同一颗投入死水潭的重磅巨石，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滔天巨浪。
诏书核心内容如下：
第一， 整军经武：
首先，裁汰老弱冗兵，精简军队编制，提高军饷待遇，严明军纪。
其次，开设“讲武堂”，由徐贵、常宁、陈庆之、萧破、聂欢等新老将领们主持，轮训中高级军官，传授新式战法、阵型，灌输忠君报国思想。
拨付专款，由聂欢牵头，工部配合，设立“军器监”，改良现有武器（如强弩、甲胄），并秘密研制新式火器（王良凭借现代知识提出的单一方向）。
推行“府兵制”与“募兵制”结合的新兵役法，在边境和重要州府试行，寓兵于农，减轻中央财政压力，同时保证兵源质量。
第二，理财富国：
改革漕运：成立独立的“漕运总督衙门”，由皇帝首接信任的能臣干吏（如杨致和推荐的清官）负责，打破原有利益集团垄断，清查漕粮损耗，严打私运，提高效率。所节余钱粮，部分充实国库，部分用于改善漕工待遇。
清查田亩，推行“一条鞭法”（雏形）：由杨致和主持，户部、都察院配合，重新丈量全国土地，清查隐匿田产。简化赋税种类，将田赋、徭役以及其他杂征合并为一项，折成银两征收。旨在减轻无地少地农民负担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，打击豪强兼并（此条触动利益最大，阻力也最大，王良决定先在几处试点推行）。
鼓励工商： 降低部分商税，规范市舶司（海关）管理，鼓励海外贸易。设立“专利司”，保护能工巧匠的发明创造。在京城和几个重要城市设立“官营织造局”、“陶瓷局”等，引入竞争机制，提高官营作坊效率。
第三，整顿吏治：
完善并严格执行官员考成法，以“实绩”而非“资历”或“关系”作为升迁主要标准。由靖安司（高安）和都察院（周严）共同监督。
大幅提高中下层官员俸禄，实行“养廉银”制度，使其足以养家糊口，减少贪墨诱因。同时，对贪腐处罚更加严厉，数额巨大或造成严重后果者，立斩不赦！
改革科举：将原本的单一科举，改为多科并举，让人才都能为朝廷所用。
4. 兴文重教：
由朝廷拨款，在州县广设官学，鼓励民间兴办义学，提高识字率。教材由翰林院统一编纂，注重灌输忠君爱国、务实进取的思想。
设立“弘文馆”，招揽天下有真才实学的名士（不论出身），著书立说，整理典籍，充当朝廷智库。
这份《嘉佑革新诏》，条条切中时弊，指向大周积贫积弱的根源。
它融合了王良现代思维的见识与古代改革的经验（如借鉴张居正改革思路），既有雷霆手段（肃贪、整军），也有长远布局（理财、吏治、教育），更有超越时代的眼光（鼓励工商、重视科技、改良兵役）。
诏书颁布之后，朝野震动！
支持者（主要是杨致和、徐贵等改革派、军中少壮派、寒门士子）欢欣鼓舞，看到了国家振兴的希望。反对者（主要是被触及核心利益的豪强地主、旧有官僚体系中的既得利益者、思想僵化的守旧文人）则如丧考妣，暗中串联，怨声载道，甚至有人上书激烈反对，称新政“操之过急”、“有违祖制”、“与民争利”。
